近读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所著《明清史事与江南望族探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感受颇多，受益匪浅。是书煌煌近70万言，是吴先生数十年来明清史研究及其他相关文章的结集，全书包括正文四编，以及附录五种，共计文章66篇，著文时间自1980年至2016年，前后跨度几四十年。先生1961年进入当时大师云集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66年本科毕业后，除去军垦农场的数年务农生活之外，“从中学教师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从教多年全是在‘三尺讲台’上度春秋，舌耕之余又忙里偷闲地从事笔耘搞科研”（自序，第1页）。浸淫学海已有半个多世纪，数十年来孜孜于明清史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佳作不断。在本书之前，先生已出版三部有关明清时期江南望族的专著[0]，堪称该研究领域内的佼佼者，在海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吴先生治通明清，“概凡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社会风尚、江南市镇、著姓望族、徽商、盐业与官制、科举、马政等制度诸领域以及明清两代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均有切实的论列”（自序，第2页）。此书的结集出版既是先生学术创新、勤勉治学的又一鲜活例证，亦是其多年来耕耘明清史学术园地的结晶所在。

一、对明清史事的辛勤探索

先生尝言，“自忖在读书求学、教学科研上都并不偷懒，身上自有一种认真读书思考的专注，有着一份享受读书乐趣的纯真”（自序，第2页）。通观是书所收录的文章，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位学者的学术追求与人生志向，文中对明清史事的深层次、多维度探索，则展现出作者研究的不断深化，视野愈益拓宽，体现了其治学不断创新的特质。虽然先生自谦“才疏学浅，所选论著亦不敢言精品佳作”（自序，第3页），但细究本书正文所载四编内容，不仅意蕴丰厚，而且涵括范围相当广泛。

第一编“从‘洪武大帝’朱元璋到‘光绪储君’爱新觉罗·溥儁，时空间的社会经济探微”，对明清时期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深入探究。政治方面，既有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出生地及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籍里的考辨，也有关于徐有贞和张居正的人物专题研究，细致描摹了“南宫复辟”的前前后后，立体式地展现了隆庆时代的内阁、数次阁潮以及张居正在隆庆内阁从政时的审慎表现及其文治武功业绩。对造成“明亡清兴”历史格局最为关键的六位历史人物[1]思想作为的深情论述及清末江南惊世疑案《杨乃武与小白菜（葛毕氏）》的精心破解，文笔流畅，引人入胜，论证公允持正；同时，还关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料搜集截至1988年）的朱元璋研究、清代州县官的任职制度和清末“己亥建储”。经济方面，既有关于明代广东三十六行的探究思索，更有对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发展的深刻关照。作者根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上海方志及其他史料，对上海地区城镇经济的特点及其变迁、上海地区城镇的兴衰存废问题等作了弥足珍贵的探索。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堪称中国商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作者对明清时期徽商在上海地区的商业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作了深入论述，其中，对徽州茶商经营活动的主要范围、成功原因、性质及其衰落更是做了专门探讨。

第二编“明清科举制度研究”，既有对科举制度的全面介绍，也有对深刻影响明清两代行政制度和政治史的明清庶吉士制度及翰林院的专题研究，作者更以辛辣的笔墨描摹了清代科举的众生百态，并进一步探究了科举制度在清朝的废除及其余绪，可谓中国科举制度面面观。第三编“明清马政制度研究”集中探讨了明清两代的马政制度，谈及具体的组织机构、职掌、得马途径、马政废弛因由及明清马政对比诸方面。第四编“明清江南望族及谱牒文化探微”，在此前江南望族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又选取了浙江温州龙湾地区、上海和常州等区域以及徐霞客、吴兆骞、陈朝玉、张謇等著姓望族人物进行个案研究，持续深化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一书的缺憾，延展了对著姓望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

附录一“读书札记与书评”涉及层面更为广博，诸如《中国历史上的“贱民”》、《阎若璩治学》、《康熙立储的失败》、《雍正究竟是怎么当上皇帝的》等文，尽管着墨不多，却短小精悍，颇值得玩味；而作者为陈梧桐、胡凡、陈学文三位学者所写的书评，则尽显书生豪情。附录二“寻幽访古与实地历史考察”汇集了作者的纪游文章和历史随笔。附录三“悼念文章”处处可感吴教授对地方史志专家顾炳权先生和徽学研究奠基人张海鹏教授的深切怀念之情。附录四和附录五则是有关专家、学者关涉作者的文章选辑。

统而观之，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深刻记述了明清时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典章制度，这之中既有通论性质的写作，也有专题形式的探讨；作者既努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又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书史料丰富详赡，史论犀利深刻，堪称佳作。写作中，作者尽可能地占据更多的文献资料，不仅充分利用《明实录》、《明史》、《清史稿》等官方正史和典籍，还广泛查阅了诸如《七修类稿》、《皇明小史摘抄》、《明小记》、《碧里杂存》、《云蕉馆纪谈》、《梅圃余谈》、《戒庵老人漫笔》、《谷山笔麈》、《菽园杂记》、《四忆堂诗集》、《武功集》、《张太岳文集》、《高文襄公集》、《吴县志》、《南浔志》、《湖州府志》、《吴江县志》等众多明清私人著述、笔记、野史、方志以及大量的族谱、家乘和墓志铭等，可谓广征博引。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认真地加以审核考订，去伪存真，匡谬订误，将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做到言必有据，使结论符合客观实际，对朱元璋出生地和沈万三籍里的考辨便是最显著的例子。

二、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关怀

我们常常强调，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关怀。《从上海方志看清代上海地区城镇经济的变迁》一文中，作者强调，“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考察清代上海地区城镇经济的变迁及其成因，这对于我们了解上海地区以至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研究上海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上海近代史，无疑均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第123页）作者在《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里再次申说，“研究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城镇的兴衰存废，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历史的变化及其规律，而且能够探明现实生活中众多集镇市场的来龙去脉，从而也就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如何发展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做出正确的抉择”（第202页）。同样地，作者之所以对庶吉士制度这一明清时期重要的典章制度作论述，除了达到深刻地理解和治好明清史，以及引起学界对该制度重视的目的之外，也有“为当今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第274页）的深层次考量。当今世界，人文已经成为城市的名片，成为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的关键，如何利用城市已有历史资源来推动城市发展，作者也有自己的思考：“深挖历史文化资源，解读地方文化内涵和研究望族历史，已经成为加强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发展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举措”（第435页）。从所举例子中，足可窥见吴先生治学绝非单单埋首书斋，而是眼光向外，治史为文一向兼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三、历史研究与实地历史考察的优秀典范

吴先生是历史研究与实地历史考察的优秀典范，他直言自己“治学时则重视实地历史考察，……从不满足于琐琐典籍文字之间，而是稽之于道里徒步之下”（自序，第1-2页）。在众多海外历史研究方法大量引入我国史学界的背景下，作者曾于20世纪初撰著《历史研究与实地历史考察》一文，大声疾呼“对于我国历史上一些优良的、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必须正确对待，不要冷落了它们，而应让它们继续发挥‘余热’，甚至在对其‘革新’之后让它们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第564页）。“优良传统”即是指实地历史考察，作者在文章中对自己所持观点进行了理论升华，作了系统表述，认为“实地历史考察与历史研究两者关系密切，互为表里：实地历史考察有助于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则亦多有赖于实地历史考察”（第569页）。吴先生在文中深情地写到：“舌耕之余从事明清史研究已有多年，在治史的众多方法之中，对于亲临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活动的场所进行实地历史考察，笔者可谓是情有独钟而躬行至诚矣”（第564页），真切认识到“实地历史考察，是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法。亲临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活动的场所实地历史考察，有助于真切地了解历史本来面目”（第565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为解决沈万山籍里这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作者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自费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又详加审核，终于考证出沈万山的籍里是今江苏省昆山县周庄镇”（第33页）。作者也因为曾“多次忙里偷闲地到杭州附近的余杭镇、仓前镇等地进行实地历史考察，并曾先后两次到位于余杭镇西门小西湖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葛毕氏）冤案资料陈列馆》参观”（第139-140页），才有机会还原这桩离奇案件的历史真相。《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明季“游圣”江阴徐霞客献身地理科学考察的家族渊源》、《清季南通州光绪甲午状元张謇的故居、祖宅及其“状元府”之实地历史考察》等文的写作，亦莫不是作者根据谱牒、方志和有关的明清笔记、文献所载史料，结合自身实地历史考察所得综论而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1984年调回上海工作后，之所以选定以明清江南著姓望族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与江南各地相对来说都要比同国内其他地方较近，这就便于我在从事研究时可亲临历史人物活动或历史事件发生之地进行实地历史考察”[2]。

当然，大醇不免小疵，书中瑕瑜互见。因是文章选辑合编，故而全书整体性和紧凑性稍欠，又因某些篇章写作主题相近，所收录结集的文章内容难免有重复之处，文中注释也因收录文章体例问题未能尽归于统一，略有杂乱不一之感。

吴先生自谦“此次结集，目的仅在于证明作者这一生并非全都白白地虚度了大好年华，自己总算还是有些论著留下可供后人检阅、把玩的。”（自序，第2页）实际上，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耕耘，先生已经成为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研究的耆宿，虽已退休却并未辍笔，先生对学问的痴迷与执着直让人有高山仰止之感。曹孟德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吴先生老当益壮，尽著华章，此书内容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涵盖面广，正是其为明清史学界贡献的又一硕果。

本文作者：何金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张献忠，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